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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威暴动,香港青年的心灵死结
2019-07-22来源:和讯澳门新葡亰威尼斯
        7月20日下午,逾30万香港市民冒雨集会,以“反暴力、撑警队、护法治、保安宁”为诉求,举行“守护香港”大会,表达广大市民支持警方依法维护社会秩序、希望香港社会和平安定的心声。集会上,香港各界人士代表共同上台宣读“守护香港”集会宣言,与会人士共同唱起了代表香港奋斗精神的歌曲《狮子山下》。

       据介绍,“守护香港”系列活动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。第一部分是“反暴力,撑警察”,谴责袭警、围警、辱警等行为,表达支持香港警方依法维护香港社会秩序的声音;第二部分是“反撕裂,保安宁”,批评暴力分子冲击社会秩序,破坏立法会大楼等设施的行为,表达广大香港市民维护法治、确保社会稳定和谐、安居乐业的愿望;第三部分是“反冲击,保经济”,尽快恢复良好的营商环境;第四部分是“守护香港,全民加油”,呼吁广大市民行动起来,制止暴力行为。同时,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。尽快落实稳定经济、关注民生的措施,让香港重新出发。

       近一段时间以来,香港社会围绕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出现纷争,一些极端激进分子以反对修例为借口,暴力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,围堵警察总部、有组织地攻击警察,严重破坏了香港社会的秩序和法治。香港面临的问题矛盾到底从何而来?应该如何解决?以下推荐观察者网刊发的文章《“我不好过,谁也别想好过”,香港青年怎么了》,以飨读者。

       近来因修订《逃犯条例》,香港发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之事。明明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经三次致歉、表明条例“寿终正寝”,可事态没有缓解,反而多点化,常态化、暴恐不断升级。示威者不单在政府总部、立法会所在的金钟闹事,还蔓延至沙田、上水、上环、将军澳、湾仔等地,逢周末就搞事。香港的政治运动自2012年就没有断过。上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上台就赶上“反国民教育”,政府向学生妥协,国民教育至今没有影子。2014年,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香港政改的“831决定”,导致同年底为时79天的占领中环运动。2015年,香港政改失败。2016年2月,旺角发生暴乱。同年立法会宣誓,6名本土派议员口出污言秽语,全国人大常委会罕见动用释法权。

       2017年,新一任行政长官上台,形势有所缓和。可消停不到两年,部分港人又借《逃犯条例》疯狂反扑,强行冲入立法会及其他地方,把警察打得重伤,手段残暴血腥。香港出现的大规模社会运动,表象多种多样,可追根究底,矛头都指向香港政治经济深层次矛盾。回归22年来,这些矛盾没能很好解决,反而更加突出。戾气深重的港青,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没有耐心,大有“我不好过,谁也别想好过”之势。



       科创曲高和寡,缺乏社会基础

       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,到底怎么解?政府也在积极寻求出路,靠科技创新就是一个一直在努力的方向。即便出不了苹果、华为、阿里巴巴,有三星、台积电、大疆、星巴克、喜茶也能极大帮助香港,摆脱产业的极端畸形。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,人尽皆知。从政府和政策层面上,港府也并非没做出努力。回归伊始,董建华提出数码港、中药港、红酒港、香港科技园,2015年成立了香港创新科技局。可创新最重要的是整体社会气氛和人的思维模式。如果没有后者,政府再怎么支持都是虚数。

       从传统上看,香港是功用型社会,和“创新”二字没什么缘分——这从今年刚放榜的12名香港状元,10个都去学医就可略窥一二。香港社会对专业人士有宗教般的迷信。学习好的人,朝着医生、律师、会计师、大学教师、公务员全速奔去。这些职业薪水优厚,能达到一般工作的三到五倍,甚至更多,是跨越阶层的捷径。可它们对社会起的基本是保障功能,对把饼做大、发展生产力,没有根本性贡献。

       科创氛围还需要基础教育推动。而香港的初中阶段,虽有物理化学等基础自然科学,但没有强制升学考试,落实课堂教学成果。高中课程改革之后,高考科目是中文、英文、数学、通识以及两门或以上自选科目。可选范围有经济、地理、物理、历史、文学、计算机、实用科目等等,学生往往出于现实主义选择实用学科。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基础自然科学知识,不容乐观。作为国际大都市,香港固然可以引进人才。在此策略之下,香港高校的科研水平也不低。可走进高校的理工科实验室,内地背景的教师学生占了大半壁江山,外加一些非华人,本地人凤毛麟角。总体来说,香港的科研水平,与本地社会交集不大。科研人才出于多种因素,择业大都不留在香港,因此空有实验室高水平,难拉动实体经济增长。

       高附加值产业,本地青年受益不多

       前路走不通,香港立足巩固基本盘,发挥传统优势当“掮客”,为中国及世界交往提供服务,行不行?答案是肯定的。回归以来,在中国崛起、中央扶持、中外交往大幅增加的基础上,香港“亚洲金融中心”的地位稳中有升。航运和贸易中心角色下降之后,香港又发展了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、法律仲裁中心、保险中心等角色。

       这些确实为香港带来了大量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。可来自全世界的非华人,世界各地出生长大的二代华人移民,移民又回流的港人,国外接受教育赴香港淘金的内地人,在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港漂、引进人才等等,全在分这杯羹。有机会抢这块蛋糕的港人,怎么也是中产阶级以上,大多从小念英文学校、大学上中港科(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)或者直接出去留洋。

       基层出身的人能不能玩命读书,争取机会呢?在香港,升学看出身、比财力的程度远远高于内地,世袭制、赞助制等教育精英化、贵族化现象大量存在,教育固化阶层是既有社会现实。想通过教育翻身,在香港比在内地难。也正因如此,众多回归之后带给香港的机会,基层年轻人并没有分到多少。他们能看到是:回归前只是有些洋人抢机会,现在又多了一大批来香港“搵食”、与本地社会感情联结不多、“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”的人。



       房屋被地产霸权绑架,上楼无望

       再退一步,如果无法治本,能否治标?学习新加坡组屋模式,让人人都有地方住。这样即便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,至少可以保证不闹事、少闹事。以香港的经济状况,基础的服务业岗位不少,穿衣吃饭解决起来不困难,可就是迈不过房屋问题这道坎。几位特首中,董建华推出过“八万五计划”,计划每年增加8.5万套私人房屋及居屋,以十年的时间使得香港70%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,解决1997年已经飙升至一平米8万港币的房价。可当年赶上亚洲金融风暴,香港楼价跳水,最严重时跌了差不多7成,既得利益的中产阶级以及大地产商坚决反对,“八万五”跟今天的《逃犯条例》一样,很快“寿终正寝”。现在吃后悔药,空谈如果当年坚持“八万五”,现在房屋问题“已经解决”,就是一声叹息。

       “八万五”之后,港府改变了房屋政策,居屋和公屋几乎停止,每年供应量比起需求杯水车薪。每年落成的私人住宅大概1万多套,是九十年代一年房屋供应量的1/3至1/4。新房供不应求,价格自然炒上天。2003年之后,香港经济开始转好,房价渐恢复至1997年水平,现在又翻了一倍。到了梁振英、林郑的时代,是轻舟过了万重山,说什么都是雷声大雨点小。大批年轻人大学没毕业就开始去排队等公屋。公屋的排队时间平均从原来的3年变成5年多。香港现有安置着约一半人口的公屋和居屋,绝大多数来自殖民地时代。香港尺寸之地,看不上这块地方的,早就移民去美国澳洲加拿大。留在香港的进无可进,退无可退。近几年国家提出去大湾区创业,可大学入学率18%的香港(不算专上教育),能去创业的始终是少数。若给人打工,大湾区的工作机会,与港人的一般专业不匹配。大湾区给了踏实肯干、志存高远的港青锦上添花的机会,可对广大需要帮扶、期望领“差不多的薪水”、凑合过日子的年轻人,也没有太多帮助。

       说回香港本地,如果排不上公屋就只能高价去租房、或者住劏房,要么啃老。这样结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,结了婚实在没地方住就各回各家。在内地,如果觉得北上广深压力大,可以退到二线城市,不行再往后退。小城市挣得少,消费相对低,欲望和诱惑也少。而香港偏偏贫民区和一个包就能卖几万的尖沙咀、铜锣湾等就几步路,十里洋场物欲横流,想眼不见为净,清心寡欲,实在不容易。

       政改症结难解,民怨无处发泄

       很多人说,香港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极少数大商人控制了香港的经济命脉,通过房地产绑架本地中产阶级,又以庞大的经济势力绑架了政治。包括特区政府在内的建制体制,统统“摆不平”大资本家,因此房屋问题无法解决。港人曾经把普选当成救命稻草,希望以引入更多下层声音,淡化特区政府精英色彩,稀释大资本家话语权,打破“官商勾结”的循环,解决某些问题。在这些人看来,如果可以实现普选,即便问题得不到解决,特区政府认受性的增加,也能多少发泄一些港人心中的怨气。届时特首是自己选的,做不好只能换届换人试试,不必怨天怨地。这部分人,显然迷信于西方民主选举,只看到了表象,等到香港真的被搞乱了,那时候吃后悔药也来不及。何况港英政府时期,香港人何曾有过民主选举?再何况普选事关“一国两制”的重大政制改革,基本法里也写得一清二楚。

       香港于是陷入某种死结:

       经济上,香港需要解决民生问题。可“一国两制”之下,香港不向国家交税,经济属于香港“高度自治”范畴,国家可以把香港纳入“大湾区战略规划”,但是没有义务、也不方便替香港解决“创新科技、房屋土地”等问题。政治上,某些人想隔绝于“一国”之外,享受“半独立政治实体”的自由,也是痴人说梦。“一国”兹事体大,香港这一制再特殊,也大不过一国。宁愿没有普选,也不能有带“分裂国家”倾向的候选人出现。结果就是政治经济两头卡。港青“上流、上位、上楼通通无望,只能上街”,所以就成了一堆干柴,不管出现什么事情,不管什么人煽风,都是一点就着,无限上纲埋怨港府和中央政府,一而再再而三。到了临界点的香港,向上要大开大合看问题,重新梳理思路;向下要重拾理性和耐心。当务之急是摒弃暴力和恐怖行为,依法惩治不法之徒,回归法治,以便在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,为香港社会赢得宝贵的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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